滨海地区后，滨海地区的反日斗争形势日益困难。在日占时期，由于相似的地位，当地俄国人都同情他们，因此日军的行动往往没有什么效果。但是随着日本的撤离，俄国一方面与同盟保持秘密结盟，防御日本，另一方面为了打开国际上对俄国的封锁，开始向日本发出友好信息，于是俄国也越来越严格限制反日活动，这样滨海地区的反日斗争越来越困难。不过从去年底开始我就向韩国政府发出友好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允许韩国人越过边境进行休整，当然，如果是公然的越界武装行动，那肯定受限制的，毕竟我还不想和日本公开撕破脸。韩国政府虽然受到全朝鲜人的承认，但是日本却把他是做叛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承认这个流亡政府，中国政府当然也没有承认。但是由于中韩间的特殊关系，中国的普通百姓均对韩国政府报有良好的感情，西方列强虽然没有承认，但是实际上确实暗中默许韩国政府的复国活动。在同盟的吉林省东南部的延边地区有大量的朝鲜族人，他们当然存在各国复国的武装行动。
由于同盟宪法准许民众合法持有轻武器，因此合法的存在着各种倾向的朝鲜民兵，这些人当然在做各种反对日本的活动包括武装活动，对于日本的交涉，同盟尽管做了一些限制，但是基本上做给日本人看的，这些人重来就没有受过什么重大的限制，一直到去年冬，同盟甚至暗中允许境外反日的朝鲜武装越界修整。随着，同盟武装力量的增强和我的野心的增加，加强对朝鲜的支持显然是顺理成章。在收到金九的密电后，我心里不免兴奋了一点，这韩国流亡政府可是奇货可据的。当中日开战，有了这个政府，中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自由进入半岛，而且这个政府一旦上台，中韩间的亲密关系就将全面恢复。鉴于朝鲜半岛的重要地位，这应该是中国周边体系的第一环。我向金九回电，让他乘坐同盟的海军军舰在10月中旬后秘密来沈阳会谈“共商大事”今年是同盟的成立五周年，也是一个选举年。同盟议会没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而总督的换届则是五年一次。去年和明年是议会换届年，今年是总督选举年。同盟的议会议员由各省议会选举，而总督则是由各成员省的议会联合会议选举出来。当然，以民国党在同盟的地位和我的个人愿望，总督选举是没什么悬念的，但是，为了造势，我还是耍了一点小花样，为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我的选举海报上的煽动标语是“你对张老爹有什么期望吗？如果有，请找胡适之！”这胡适之就是胡适了。日本的东京大地震造成了惊人的破坏力，初步估计死伤在3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估计数目在1000亿日元左右，乖乖，不得了！也就是660亿人民币，我的妈呀，要是我有这么么多钱，可以干多少事啊！不过，这当然不是现金了。据报纸报道，东京横滨一带已经没有多少完好的建筑了。日本人在年初打算将两艘战列舰“赤城”、“加贺”号改建为航空母舰，但是在船厂里的加贺号舰体受到地震的严重破坏，据情报显示大概是不能用了。在九月份，老牌军阀山本权兵卫上台组阁，但是在日本遭受地震重大打击的情况下，他却忙着排斥异己，军阀和政党势力之间的关系反而比加藤内阁时更加恶化了。本来有这个中间派加藤在，双方或许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不过加藤一下台，观点截然不同的两派政治势力自然要碰撞一番。日本自明治天皇以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政治结构。天皇是在长州、萨摩两藩的军阀的支持下上台的，这些人构成了日本政界所谓的最初的元老，天皇对他们也分外器重，天皇的参谋部门——枢密院就有这些元老构成，这些军阀元老又通过各种关系控制军部，于是，元老、枢密院、军部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另一方面，日本由于国会和内阁，起初这两者并没有实质的联系，但是这种政治架构为主张民主政治的政党提供了舞台，政党先是控制了国会，接着又在大正初年的护宪运动中迫使当时的军阀内阁下台，接着经过努力，平民出生的政友会领袖原敬出任内阁首相，第一次建立了政党内阁，同时也建立了国会和内阁之间的关系，于是政党、国会、内阁又形成了另一个政治中心。但是，激进的军阀势力最终采用暗杀手段使政党势力受到了打击。但是，原敬三年的经营，政党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选民的数量已经急剧增加，政党势力不但控制了平民院，而且也已严重渗入了贵族院。明年又是日本的国会选举年，双方必然又有一番争斗了！此次的大地震引发的经济危机说不定会大大的帮政党势力一个忙，因为危机必然使日本的各种激进势力日趋活跃起来，这时相对比较温和的政党就会受到各方的青睐，这就是政治温和派在这时的好处。而我，当然是尽量营造有利于政党的日本外部环境了。随着加藤的下台，军队中的条约派烟消云散了，现在日本军方争论的是，南下还是北上。而政党则成为条约派的主要倡导者，他们主张在国际条约的框架内以外交手段为主维护日本的利益。我的目的就是尽量让日本人相信，外交手段可以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在10月上旬召开的同盟各省议会联合会议上，我不出意外的当选为第二届总督。虽然对于这次选举不做什么工作也会毫无以外的当选，但是我还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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