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主张是国民党的，他们主张实现更强大的中央集权，他们认为这种集权能够有效的改善民生，并实现对外强权。我知道国民党不可能采取同民国党同样的政治主张，那无异于弱化他自己的影响，于是名声问题，对外强硬问题就被提出来显示他的正当个性。最后一种态度是以直皖军阀为代表的，他们以民主政治实行的条件不具备为借口，主张缓慢的推进社会的变革，他们不主张任何集权的联邦行为，因为很显然，在联邦的民主选举中，他们不可能赢得胜利，只会被和平的解除武装，他们主张通过邦联的形式逐步实现国家的统一，他们认为各国对华友好，因此民族主义是个过激的口号，他们还指责国民党收了俄国赤化的影响。他们的这些维护既得利益、不思变革的主张受到了一些保守的小军阀的支持。
月份，经过两年的民主运行，尝到了民主甜头的宁夏马家终于做出了决定性的选择，在宁夏议会换届选举后，该省议会终于通过了加入同盟的提案。这个消息可谓石破天惊，这是同盟第一个没有通过任何暴力措施就获得的省份，一时之间民国党上下倍受鼓舞，联邦党人也越来越甚嚣尘上。问题还不止如此，受到同盟不同程度经济同化的西北各省纷纷发表了欢迎的言词，冯玉祥表示他将制定甘肃的民主化日程表，并对建立全国的大联邦充满期待。一时之间全国上下炒的不可开交，不过我可没什么闲心陪他们玩这种把戏了，我只知道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由于没什么事，我早早的就到海城去休假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事到临头，我反而有一些紧张了，大概正是因为烦心，我才早早的离开了越来越嘈杂的沈阳城。由于孩子们都还没放假，因此一同随我回来的只有闲着无事的五夫人，以及只有三岁的小儿子。我企图在这严冬中勾画出国家统一和强大的最有效的路径。在城市住久了才会发现乡村的好处，这里能够让人安静，当然也能够让人头脑变得更加清晰。在我的计划中，皖系和日本是连为一体的，得罪一个就会得罪另一个。由于这两者从南方同同盟直接的接壤，有着宽阔的防御正面，因此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必须首先选择一个予以打击，然后再掉转枪口打击另一个。当然，把这两种打击分开来无疑是最优的选择。我思考再三，我决定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把日本列为最大的威胁。根据先弱后强的原则，我计划首先打击皖系，一方面要通过打击使他在我和日本的军事冲突中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要适可而止，使得日本不会立即无力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按照我的估计，明年应该就是计划正式执行的一年了。过新年的时候，远在上海学铭仍然是老样子，听说他在上海滩越来越有名，不过他的名气是怎么来的我不想知道。他像往常一样，仍然能够坚持到除夕才回家过年，追女友到这程度，我野蛮佩服他的了。据他说，他现在正忙于体育社团事宜，虽然语焉不祥，但是只要他还有些事做，我也就不想管了。我的二女儿十分的用功，她今年能够考进东北大学，颇令我高兴了不少，因此当她回来过年的时候，全家上下都把她当宝似的，只有学铭似乎无所谓。由于要上学，因此我名正言顺的推辞掉了她的婚事，自然对于这种事，张勋家族事无可奈何的，在我看来，这件婚事迟早要吹了。新年过后，我一边忙着整军备战，不断的下军队工厂视察，我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会亲自过问普通士兵和工厂工人的疾苦，经过我的精心策划，我的这些行动大大的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和军工厂上下的劳动积极性。联邦党人的活动本身并不能造成中国的统一，和平统一作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并可能自己实现，这是要有实力后盾的，必要时还必须狠狠的打击你的对手。联邦党人在我看来由两个使命，一个使命是动员民众，造成一种气势，另一个使命就是利用联邦党人为我行动寻找借口。但是，我能想到的，对手也想到，当火药味越来越浓时，你是掩盖不了的。我的空军的飞机经常的在黄河以北飞行侦察，徐树铮和日本人不可能不知道。对于全国的局势，直皖双方虽然在政治观点上十分相似，但是在势力争夺上却有如水火。现在的南方政府能够直接影响的军队大概只有11个师，12万多人，但是据各方的观察，这些军队虽然士气高昂，但是在装备上和直皖军队相比却又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炮火的强度以及后勤的补给上。吴佩孚十分的自负，近两年来他一方面养精蓄锐，另一方面更是吸取了上次战争的教训，大力的装备火炮系统，并开始改组军队的编制，他发现了加强编制在大规模会战中的的好处，在此基础上，他将萧耀南的安第一师改变为加强师，用于加强南线的防守力量。吴佩孚明白一旦皖系被击倒，那么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面，下一个人就会是他。他的选择无非是两个，和皖系联合，但是他和最强大的同盟并不接壤，并且对同盟在军事上有诸多需求的他要执行这样的政策无疑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另一种方案，那就是选择中立，让同盟和皖系相斗，在关键时候决定自己的政治趋向，这不失为一个最低成本的做收渔人之利的办法，这是他研究同盟的长期以来的策略得出的结论。联邦党人的总后台是民国党，而民国党和同盟基本上是个同义词，这一点没有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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