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争夺土地和人口,就是争夺势力范围。第二,战争使社会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也出现了空前的大调整。旧的等级制度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摧毁,旧的经济格局也在剧烈的争霸中被超越。战争瓦解了夏商周时期的土地公有制和残存的农村公社组织,使大量的村社成员摆脱旧的经济组织的牢固束缚,得到人身自由。第三,战争使土地占有普遍化,许多人因立军功得到了数量可观的土地,为他们选择新的经营形式提供了可能。这种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的做法,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鼓励作战英勇无畏,但它却为土地私有化创造了契机。《管子》中曾讲:“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战争就是一种“腐蚀剂”,瓦解着旧的社会秩序;战争又是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壮大。
诚如孟子所讲“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中国文化在地域上扩展的主导方向,始终是朝着南方。由于南方有着特别丰饶的长江流域,它很容易使中国农业文化所依赖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所以向南方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由于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草原地区缺水,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而不能融汇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中国农业文化在它的环境界线内被证明是极有成效的。一旦出了这个界线,中国农业文化的热力学优势便告失落,其他系统便被证明为更有效益。
发达的农业帝国依赖于传统农业所提供的大量剩余的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和各种贡赋。农产品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存,而且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农产品剩余越多,通过贡赋由政府控制的也就越多,国家的实力也就越强。明朝政府尤其重视控制粮食,兴盛时大约每年征收3000万石粮食。明清两朝的经济后盾和财政收入都仰仗南方农业发达地区,每年都要有大量的漕粮和货币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南方运往京师,仅漕粮一项每年就需300-500万石。如果没有如此巨额的农产品为政府控制,专制集权的农业帝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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