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
因为故事还没写完，而我只是其中一方的旁观，我只能看山的一面，或许这一面阳光尚可，不至于完全蒙蔽。也或许另一面的人们早就习惯黑暗，进化出了夜视的能力。
……
我是一个陌生的角色，我在这篇又臭又长的悲情的，狗血的小说里从未作为正式人物登场，但我也有我自己的故事。
我安安静静的按着作者给我的人物生平走下去，活下去，成为出生在普通的家庭，有健康的父母，平稳的升学轨迹，性格里带着点过分的认真的普通人。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在我还分不清动脉静脉的年纪，在我以为生病只是喝难闻药水的简单事件时，我就无法忍受“痛苦”本身的存在。睡前，躺在床上，我会闭着眼，在黑暗里畅想一个剔透的，没有病痛的世界。
于是，我走上了那条路。
宣誓那天，我穿着并不完全合身的白大褂，站在一群同样年轻，眼中闪着各色光芒的人们中间。我们举起右手，声音汇聚在一起，念出那段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抵制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
医学，尤其是即将成为我领域的精神医学，是能够抚平褶皱，修补漏洞，将人从心魔的沼泽里拉回坚实岸边的，最接近神迹的人间技艺。
每个人都有信仰：
我要治病，我要救人。
但是良知，是救不了的。
刻在基因里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小的时候学性恶论，性善论，都不敢苟同。因为一个孩童从一颗受精卵发育，他的大脑发育从无到有，我们又如何企盼无中生有里寻找这个社会的规矩和底线呢？人生下来就该是空无一物的，他会在规训中学好亦或学坏…
不过坏和好，是人定的。
人性善恶，不能算作评判事物的尺度。
医生。我是医生。
但是救人的手势也可以精妙地扭曲成驯服与摧毁的方式，本该缓解痛苦的药剂，也可以被调配成溶解意志的毒液。
人们对人们。为了泯灭同类的人性，以自身已经腐坏的心，制造一个一个没有心的同类，好似这样就能掩盖一切，因为该哭的人早就哭干了眼泪，不会哭的人死性不改。
那些写在评估表上，用以决定治疗方案的冰冷的，我再熟悉不过的，倾注了理想的术语背后，是一个个正在被治疗过程本身缓慢绞杀的亡魂。
而我是刽子手。
从一个挽回生命的人，到剥夺。
我闻到绝望在禁闭室里发酵出的甜腥的锈味。我开的处方，我签的字，我参与的治疗，是一把钝刀，切割着那些可怜的同类的颈部，一刀一刀喷溅血液，一刀一刀露出其下的白，一声一声发出骨头与金属摩擦的牙酸轻响，一声一声听见从喉咙里发出被血灌入的咕噜声。
他们在哀嚎，所以那把刀最后割到我的身上。
它刺入了我的心里，刺入了那个年少时期的我，那个躺在床上，幻想着做一个可爱美梦的天真的傻逼——我学的不是救人，而是用文明的手段，执行最原始的驯化与抹除。我的理想，那甜美蓝图，在人性所能展现的残忍面前，碎得连渣都不剩。
我想逃，想撕掉这身越来越像囚服的白大褂，想对着那些制定规则，执行规则，或麻木默许这一切的脸，吼出所有淤积在喉头的，带着血腥味的质疑。
我该换工作的，我愈发觉得我和他们没有区别，不过…我们也确实没有区别。
我们有娘生，有娘养，我们是个人。
父母的期待压在我的肩头，这家医院薪资待遇都超人的好，他们为我“成为医生”而感到的，朴实无华的欣慰。
而那几年经济萧条，职业饱和。
削尖了头的新人们往里冲，我想出去，却怕外面风雪太大，大的我要被冻死，大的我承担不起这样沉痛的后果。以至于世俗的目光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稳定的工作”，“体面的职业”，“有出息的儿子”——这些标签像温柔的铆钉，将我固定在这个位置。
像是束缚带。
如果我走了，如果我这个尚且会因为开错药剂量而失眠，会因为病人一句模糊的呓语而反复查阅资料的新人离开了，会时时刻刻在梦魇中感到愧疚的一个忏悔者离开了，会偷偷给关禁闭的他们送些吃食的我离开了。那么，接替我的会是谁？是一个更加“熟练”，更加“高效”，对这套规则毫无芥蒂的“优秀医生”吗？
于是我留下。
浮浮沉沉。
我的表情尽可能越来越平静，笔迹尽可能越来越工整，符合一个“稳重可靠”的年轻医生形象。只有我自己知道，某种东西在内部已经死去，腐烂，变成一团无法消化，也无法排出的瘀块，沉甸甸地坠在胸腔里，随着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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