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迟疑了一下，还是出口询问。夫人笑笑：「我不是有你吗？」
还未等蟋蟀答话，她就向咕咕道：「蟋蟀熟悉上城的城防和黑帮活动路线，有她在，你们大可以放心。」
咕咕立刻向蟋蟀鞠了个躬：「那就拜托蟋蟀啦。」
嘟嘟紧跟着cha话，仿佛她两早已习惯了这样接过彼此的话头：「蟋蟀你也不要太紧张，我和咕咕都是卫队的队员，如果有什麽事情，我们掩护你撤退就好啦。」
蟋蟀一时间有些苦笑不得，她看向夫人的眼睛，想寻求一些确定的讯息。带塔狄去上城，这毫无疑问是个冒险的主意。以龙哥手眼通天的程度，他们这麽一群人出现在上城，几乎不可能不被发现。如果龙哥知道了夫人胆敢欺骗他，借着去度假的名头和棚户区的人混在一起，以及……蟋蟀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就与夫人成了一条船上的蚂蚱。她本应该在迈入浴缸的那一刻就意识到。负伤与愧疚感蒙蔽了她的警觉，让她没能识破夫人的小把戏。绑定双胞胎的是血脉的亲密，绑定世界上很多人的，则是共同的秘密。
夫人回看向她，眼神坚定。蟋蟀心里暂时安定了片刻，至少此刻夫人与她是同一战线上的。夫人的事决不能被龙哥发现。如果被发现了，即使夫人有办法脱险，她蟋蟀也不会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疼痛可能是人类最奇怪的知觉之一。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会带来疼痛，我的医学生前男友曾经告诉我，急腹症是他们最没办法判断的一种「症状」，因为内脏的痛觉神经少，病人常常只感觉到牵引痛，完全分不清疼痛的病灶到底在哪里。有的病人车祸被撞击，脾脏都破裂出血了，人其实痛的程度也还能忍，不听医嘱强行要回家，路上就一头栽倒了。所以实习医生遇到急腹症，往往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送去拍片。
而一些并没有致命之虞的事，b如拔了一颗位置不太凶险的智齿，人倒是很可能疼得si去活来。从这个角度看，疼痛说是人类风险的预告器，好像也不总是播报准确。它给人类带来的另一重困扰是，语言在疼痛面前的失灵的——一个人无法清楚地向另一个人描绘自己的疼痛。
我的医学生前男友为此事一度觉得十分委屈，病人总是投诉医生忽视他们的疼痛。病人说很疼，要求用麻药。医生观察了一下，说要把麻药留到最疼的时刻用。但病人觉得此刻就是最疼的时刻，每一刻都是最疼的时刻。疼痛的感受「因人而异」，医生也想不明白，为什麽同一个手术，差不多的创口，上一个病人活蹦乱跳，下一个病人嗷嗷大哭。实证科学恨不得给所有事情都定上可以量化的标准，但疼痛不行。
我们只能委婉地说：大概有牙疼这麽疼，大概有痛经这麽疼，大概有男孩子被踢到了蛋蛋这麽疼……
问题在於这些参照系自身也虚无缥缈。
所以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并不能向周围的人描述我这次崴脚有多疼。
从图书馆门前大阶梯冻结的冰面上滑下来听起来不算严重，但我的脚踝很符合前阵子互联网上所说的「脆皮大学生」形象。我希望我的脚踝能像电影里一样看起来明显变形，周围的人因此纷纷围过来嘘寒问暖，不用问就知道崴脚的人确实很疼。但我的脚外观看起来并没有太大变化。我自己一瘸一拐地蹦去了医务室，医生甚至还问我：「你还能走回去吗？」
我试了试，不太行。医生又问：「有没有谁能来接一下你？」
我想了一下，还真没有。据说人要做研究就要耐得住孤独，这下我费尽苦心守护的「孤独」让我付出了代价，春季学期我们已经没课了。同班同学大多去实习，舍友早早回家逃离学术圈奔赴大好前程，一天前还给我象徵x地发了一个婚礼邀请函，我以paybag里仅剩的五百块钱红包应答。这半年我唯一能说上话的，除了导师，就是……
不行。
我摇了摇头：「没有。」
我在想到张曼仪的瞬间意识到我更没有办法描述的是情绪的疼痛。张曼仪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或者nv朋友，我不知道，然後搬出去住了。我上周还去帮她搬了宿舍，也许我这个脚之所以会崴，就是因为那天太累了。我想不明白。
最後医生从门後面的杂货堆里鼓捣半天，我以为她会给我一个轮椅，但实际上是一付塑胶金属拐杖，她叮嘱我後面要来还以後就目送我拄着拐走了。还好宿舍有电梯，唯一问题是我睡上铺。到了宿舍，我单手撑着拐，把上铺的卧具扯下来，大概是扯的方向不对，枕头和玩偶全都滚了一地。我慌里慌张地去捡，拐杖大概是防滑垫没有弄好，在我腋下一滑，我连人带拐坐在地上。
我坐在地上笑起来，下意识想如果张曼仪这时候来找我，肯定会笑话我这狼狈相。然後又想到她不会来了。这一周她完全消失了，没有再给我发过任何锈城故事。我给她发过几条不痛不痒的某社交平台笑话，她回复单个的表情包。人要识趣，我知道我不该再去打扰她。有那麽一会儿，我就呆呆地坐在地板上，就像患了急腹症，分不清自己到底哪儿疼。
我为什麽疼呢？我不是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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