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一路往南，云游了好几处寺庙，才来到西樵山昙华寺。
当时的主持留他暂住了几天，见他诵经做课十分专心，又颇有些文化，记忆力也相当好，验过了僧牒，就收下了他。不多久，便委派他在正殿负责接待香客，登记捐赠。这件事，本来是由监院慧秀担当的。慧秀很聪明，有很强的社交能力，结识了谷安市企业界的许多老板，他们的资助，让昙华寺维持旺盛的香火。每年光是大年初一烧头香的捐赠，就非常客观。然而，慧秀竟也受到某些人的影响，纵使俗念萌生，有好几个周末竟然脱去袈裟，头戴假发，去城里享受鱼肉美酒，甚至忘乎所以地跑进卡拉ok，潇洒一番。这种违背戒律的行为，终于被主持察觉。主持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了出去。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
精彩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