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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往南，云游了好几处寺庙，才来到西樵山昙华寺。
当时的主持留他暂住了几天，见他诵经做课十分专心，又颇有些文化，记忆力也相当好，验过了僧牒，就收下了他。不多久，便委派他在正殿负责接待香客，登记捐赠。这件事，本来是由监院慧秀担当的。慧秀很聪明，有很强的社交能力，结识了谷安市企业界的许多老板，他们的资助，让昙华寺维持旺盛的香火。每年光是大年初一烧头香的捐赠，就非常客观。然而，慧秀竟也受到某些人的影响，纵使俗念萌生，有好几个周末竟然脱去袈裟，头戴假发，去城里享受鱼肉美酒，甚至忘乎所以地跑进卡拉ok，潇洒一番。这种违背戒律的行为，终于被主持察觉。主持毫不犹豫地将他驱逐了出去。于是慧良接替他，当上了监院。再后来，年逾八旬的主持圆寂，慧良就将昙华寺的一切都操持起来。
事实上，昙华寺从来清净而又简陋，只有一两个僧人，带着几个小沙弥晨钟暮鼓。
佛祖是慈悲而宽容的，他生活在无心层面，却允许慧良以宗教为业，给有心的生活层面带来善果。
李安浦与慧良和尚有很多共同语言。他们常常会从六根清净，议及灵魂和肉体，议及物质生活质量。慧良和尚宁可告别世间的一切诱惑，在庙宇中与黄卷青灯为伴，这让李安浦很钦佩。他有时也难免暗忖，如果换了我，能否削发为僧，以青灯黄卷为伴而心满意足？李安浦无法回答，心里却浮起一股淡淡的悲哀。
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过文章，题目是《幸福感与事业心》。生活中的幸福感各不相同，选择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视劳碌为享受，有的人为享受而劳碌，有的人形为心役，有的人玩世不恭。我们这些依赖于文牍会议，享受俸禄的人，是没有冻馁之虞的。可是偏偏会去做许多似是而非的事，还常常以牢骚来排遣内心的不平衡。也许，一个人未必真的要出家，但是以六根清净的心态干事业，却能无坚不克？
他突然想起了宋翰林。
前些时候，无意中看见宋翰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赏宝”栏目，一副至高无上的权威模样。可是，即使在荧屏上，他也能感觉出那个收藏者拿出的冠形饰，未必是真品，宋翰林却评点得活龙活现，还给了一个不菲的估价。宋翰林似乎在做“托儿”，一个高级托儿。在情感上李安浦不愿怀疑宋翰林，宋翰林毕竟是高古玉的权威。然而，理智告诉他，娱乐大众的电视节目从来不会把“严肃”二字放在”。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有多字陶符，也很是为考古学家、文字学家们看重。饶宗颐先生曾经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这“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也有学者怀疑，觉得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是“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
玉器上刻划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均刻有字符“”，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符号下部犹如人字形似的分开，有的学者称之为鸟纹，有的学者称之为云纹。
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刻划字符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到异形器。也就是说，杭州的远古文化博物馆的发现尚属个案。原因何在？有人作出了如下两点解释：
一是很多良渚文化遗址，与农田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遗址本身就在农田里，被发现了是遗址，没有发现就是农田。而农田面积远远地大于遗址面积。许多遗址都是在意外发现后才被“抢救性”发掘的。农民往往是发现“宝贝”的可做。我们是不是开一次董事会，就一些重要问题——包括您刚才提出的裁减员工的问题，认真讨论一次？”
石田久夫不假思索地说：“好呀。我们尽快确定一个时间，越快越好！”
“明天下午，怎么样”
“哈伊！”
石田久夫刚一答应，便发觉又一次被龙海光掌握了主动权，不免有些懊丧。
他明白，龙海光那看似随和宽厚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难以驯服的心。四年前的春天，龙海光等一行七人，飞往日本松野培训。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掌握塑料发泡、化学配方设计和机械操作技术。谁知道，才上了几堂课，龙海光就掏出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一百多个问题，连珠炮似地向授课老师提问，竟然一下子把授课老师问懵了。有一个关于h原料的配方题，不讲还清楚，讲了反而让人听糊涂。
龙海光忍不住站起身说：“对不起，先生，您这样不对，有很大的漏洞！”
授课的日本技术员怎么肯随便认错？
“是你在讲课，还是我在讲课？坐下，请不要乱插嘴！”
“不，按您这样讲，不仅会增加成本，质量也未必确保。我以前有过这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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