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见到黄春明，是在几个月以后。节令已经进入深秋，恰好一股寒流南下，气温骤降。
黄春明一边搓手，一边呵呵地嘘着气，说台北即使是冬天，也没有这么冷的。温度难得降到了摄氏8度左右，气象台会赶紧通知防寒保暖。他活到四十几岁，还是在加拿大看到过雪，可是感觉上也没这么冷。
他又让阿陶陪着，来拜访李安浦。
他说，这次来谷安，是想来投资办实业的。
“我自己当然没什么钱。台湾的文化人，跟大陆差不多，可是我的身后有财团的支持，拿个千把万美元，根本不成问题。好在有阿陶和您在这里，靠诸位朋友的帮忙，我一定能把实业办成！”
李安浦注视着他，仔细听他把话讲下去。听起来，他的口气不小。
到处都在洋溢改革开放之风。市委政府领导一再号召，要千方百计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连文联和作协、美协、音协的头头们也蠢蠢欲动，想创办几家中外合资企业。看看经济界那些人每天忙于招商引资，活得有滋有味，文化人再不增加店经济头脑，还自作多情地抱住清高不放，不迟早要饿死？既然黄春明主动上门，哪里有不欢迎之理？
很快，黄春明在谷安办起了一家博雅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他亲自担任这家总投资880万美元的台商独资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所有的登记注册验资审核手续，都是由阿陶一手经办的。阿陶不清楚的地方，就来向李安浦请教，或者由李安浦出面，向外经贸委、商检局、银行或税务部门打招呼。事实上，招商部门也有人专门做服务，给投资企业开一路绿灯，几乎没遇到什么麻烦。
阿陶很想进博雅公司当个副总经理，至少能当个课长吧？他向李安浦透露了这个想法。李安浦说，这还不容易？阿陶确实也该进这样的企业沾点洋气了。孰料，黄春明始终没有松口。
阿陶却也不吵不闹，仍然很起劲地为他的表叔跑腿。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默契，李安浦不得而知，他也不便过问。
博雅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是租用了谷安开发区的标准厂房创办的，省去了批租土地和基建施工的程序。从国外购买的设备运到后，经过安装调试，员工培训，很快就开工了。
开工典礼请到了谷安的几位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头头脑脑。市长亲自为公司剪了彩。李安浦、杨不二、文栋和米诚等人也被邀请去参加庆贺欢宴。阿陶当然像主人一样，热情接待他们。
文栋知道自己不胜酒力，拼命抵挡，才没有失态。但是走起路来像是踩着棉花，不知道深浅了。阿陶更是洋相百出，眯缝着小眼睛到处向人敬酒，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敬上一杯。甚至看见餐桌的亭柱也说“干杯，干杯！”可是举起酒杯，却灌到衣领里去了。
李安浦到车间里转了一圈。
他看到那些从四川、湖南、陕西招募来的打工仔打工妹，一律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在机器边笨拙地操作。虽然经过短期培训，干得也很努力，可毕竟还不够熟练。彩色的塑料粒子从嘴巴似的漏斗里喂进机器，到了流水线的另一端，就变成漂亮的包装袋了，而且印上了卡通图案和广告文字。李安浦想，这倒是有点儿童游戏的味道。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这样游戏，恐怕就不会感到有趣了。讲得残忍些，这些工人无非是机器的延伸，甚至是机器的附庸。他们必须时时刻刻将机器服侍好，稍一疏忽，机器就给你颜色看。如果不为每个月一两千元工资，总是这样简单、机械、枯燥地操劳，还有多少乐趣可言？
文栋一会儿也过来了。他到博雅公司来，既是作为记者来采访，也很想用作家的目光观察生活，构思一点台资企业题材的。这方面的作品写的人太少。转了一圈，他才发现，假如夏衍先生在世，说不定可以写出《新包身工》之类的文章。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住在简陋的工棚内，每天工作12个小时，吃得也很粗糙，简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真让人感到可怜。谁会关注他们？谁会为之呼吁？哪个外资企业老板不是为了赚钱，才到中国大陆投资？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太低了！
平心而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人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蜂拥而来大陆投资。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以半生经营的积累的积累作一番打拼的。这里的道理很清楚，他们是私人企业或家族企业。每一分钱都连着他们的血肉。
台资企业的干部在谷安工作，年会轮换一次，回到台湾或去别的公司。在岗位上，他们每个人都很辛苦，也颇有压力。也许为了让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总部给他们的待遇也是优渥的。只要不出意外，升官发财都是能估计到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在一线劳作的员工，必然会受到剥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开业宴会仍然在继续。杯觥交错间，黄春明携同一位身穿旗袍、手持托盘的礼仪小姐款款而行，来到每一张圆桌前。托盘里，装的是一大堆红包。黄春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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