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日到17日，皖军北线三个师和豫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尽管豫军人数占据稍占优势，但是皖军的三个师都是全日式装备，因此双方基本势均力敌，各死伤3000余人，皖军战线西南侧安武军第3师，由于过于突出，首先遭到豫军的集中打击，该部损失了近两千人后，被迫将战线东移到涡阳、濉溪口（感谢小楼伴红颜）一线，随后，皖军主力同豫军主力会战于江苏砀山县境内，这里是四省交界地区唯一的有小丘陵的地方，皖军利用可勉强说是的有利地形进行防御，一天一夜的猛攻后，豫军损失了2500余人，无功而返。但是豫军的6门的到来，改变了战场形势日开始，豫军猛烈的炮火把原本就不高的山丘轰的地动山摇，豫军士气大盛，乘势再次猛攻，到19日晚，豫军在付出死伤2500余人后，已经攻入了苏皖境内萧县，逼近徐州，而皖军虽然是防御，但是由于没有经受剧烈炮火的经验和措施，反而付出了近四千人的伤亡。此时的形势是豫军万人，右翼豫军第1师万人和安武军第3师万人对峙，中路北路豫军第2师、第4、17、19旅万人约2万人对峙于萧县，这里是徐州的外围，再退就是徐州了。交战以来，皖军由于对豫军战斗力估计不足，又由于企图进行攻势防御而使得自己的左翼过于突出，现在终于尝到了苦果，现在皖军的防御虽说暂时没有崩溃之虞，但是显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豫军也觉得损失过大，再攻下去怕赔了老本，于是双方都开始拉拢新的参战者。对于关内发生的战争我早有所料，但是形势看来十分的严峻，弄得不好，关内的70万直皖大军很可能展开混战，把全国搞得一片焦土，而且似乎还不止这些，因为全国是一盘棋，中原动乱，难保华南原本紧张局势不会演化为战争。在战争之初，东北的官方话语是“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我们毫无保留的反对徐海地区的非法行为。”而日本则说“对华东的局势深表关切，应该和平解决问题。”英美则一方面竭力反对徐海地区的自治，当然对于战争他们是基本支持的，但是从他们的谈话中，也可看出他们对大规模战争发生的担忧，毕竟一旦战火蔓延开来，似乎对谁都没有太大的确定性的好处。而全国各地也围绕徐海自治问题分化为敌对的两个阵营，直皖两派泾渭分明。到20日，鲁军自愿军的两个旅分别增援到徐州、淮河战线，玩军的战线基本稳定下来，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大规模的战斗基本停止，只是不停地进行相互炮击，当然这种事当然是拥有火炮优势的直军占了便宜，但是他们炮火有限，也难以改变战场局势。一时间，国内外各方围绕是战是和，一方面展开竭力的外交活动，另一方面，各方为了战胜对手或者为了在未来的和谈中取得有利地位，纷纷开始调兵遣将。而我心中一方面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徐海地区开这个恶劣的先例，也想让关内各方消耗一下实力，另一方面又怕战争烧得过于猛烈，使得关内遭受巨大的浩劫，这也不是我愿意看到了。当然，曾此各方在徐州角力的机会，我跳出圈外，乘机收拾甘肃，彻底解决西北问题，才是我的战略重点日，就在各方接受徐世昌到北京商谈和平的邀请时候，我收到甘肃敦煌来电“我方遭袭！”机会来了！我派往敦煌的小组一方面进行一定的科学考察，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西方盗掘者”的来临年初美国人华尔纳来到中国，这个家伙一到敦煌就被小人员发现，因为在如此偏远的中国西部，任何一个外国人都可能是盗掘者。当华尔纳进入莫高窟，在惊叹于她的神奇后，他就用早就想好了的方法，准备用胶带粘走壁画，而这个时候，我们的人就出来了，然后双方就开始争执，然后双方就开始冲突，最后，华尔纳开枪打伤了“中国方面的专家”常书鸿，致使其受到“重伤”当然，根据后来的解密资料，华尔纳根本就没开枪，常书鸿只是受了“轻伤”而且他当时以最低的标准来说也只能勉强说是专家。当然，对于处心积虑的我来说，这些已经够了。从这个名义上的“中科院国学所敦煌考察队”出发开始，民国时报就开始不间断的进行报道，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头版头条，甚至是在徐海事件爆发后，也没有把他移出头版。自然，在我的精心策划下，在同盟和全国范围内营造了一种文化郁闷情绪，就是对文化惨史的痛心，和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文化遗产的论调。很自然的，早已在科不多省东南的第1骑兵旅接到电报后，立即在12个小时内启程，穿过居延海绿洲，以保护科学家生命安全以及国家文化遗产为名，强行进入甘肃肃州。肃州镇守史吴桐仁的部队大部驻扎在酒泉，其他的散布在辖区的各县，其总兵力不足5000人，一听说，国民军大举入境，一边急报兰州，一边派人前往迎接，而他自己则因情况不明而躲在酒泉城里，国民军大部驻扎在酒泉西侧不远的嘉峪关，派出半个营的兵力到敦煌“进行保卫工作。”第二日，我发表讲话，指责“张广建治理不利，致使国宝遭劫，我科学人员生命遭到威胁”“本来同盟不应该干涉甘肃的事务，但是敦煌是中国的敦煌，不是甘肃的敦煌”因此，我“郑重的要求张广建引咎下野，交由甘肃各界和全国民众另选贤能。”相应的，对于关内的徐海事件似乎也“软弱了不少”一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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