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媒体争论不休，纷纷嚷嚷，各种声音都有，但是由于我早就着力经营媒体，又刻意造势，自然大部分声音都被我牵着走，何况对于对民主几乎没有好感的张广建，视自由为生命的媒体自然没什么理由为他说话。然后，我就开始策动甘肃的镇守史倒戈，首先调动起来的是凉州（武威）马廷镶、甘州（张掖）马麟两人，他们在27日、28日先后通电附和，他们早就不顺眼了，然后在30日，在国民军的军事压力下，吴桐仁也宣布附和。当然，此时的张广建自然派出了一万人，企图迫使河西两镇屈服，但是29日，宁夏、青海先后通电表示赞同我的观点，自然嘛，墙倒众人推，西北没人相信张广建还能度过此劫。于是，军队刚刚离开兰州越过乌艄岭，张广建害怕东南三镇也跟着起哄，引起后院起火，又命令军队撤回兰州，凭险固守，他的两万军队要想抵挡这些分散的镇守史还是有希望的。当然，他的重点随即也转移到了北京的外交场合。
北京会议是各方在全国的和平呼声和各方的面子下召开的，要说最大的受益者，那很可能是徐世昌，这位老人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对和平的热诚！”当然，国内外的要求下，各方也不好搏了他的面子，但是从各方的代表的级别就可以看出，其实各方都没有抱太大的愿望，各方的当事人每一个到来的，只是派出了各自的代表，而我自然也不会自己送上门，倒是西方各国和日本都派出了各自的驻北京的大使参加会议。我想这些人大概也显得发慌了，北京这个辉煌的古都，如今他似乎成了中国被遗忘的角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使们也沦落到成了中国各地领事馆的联络员。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作为一种享受，他愿意呆在北京，因为这里到处是有趣的东西，城市又是中国大城市中少有的宁静之城，但是如果为了政治抱负，那么我宁愿去充满喧嚣的沈阳，即使这意味着我只是一个领事而不是大使！”事实也是这样，北京表面上热闹，但是早就成了外交场合老油条的西方各国明智的把重点放在了各地的领事馆。英美希望我能打进关内，狠狠的灭一下皖系和日本的威风，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以的。日本的国家战略不论是南下还是北进都是以中国大陆丰富的资源为基础的，而这又是以日本在大陆强大的势力为标志的。一旦其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必然会狗急跳墙，那个时候，日本最大的可能是北进，他大概还没傻到去在实力大损后拈西方控制的南洋这个硬桃子。就算我能够取得黄河以北，也难保吴佩孚不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那么，到那个时候，很可能就是日本人选择战争的地点和时间了，如此一来，我无疑是给刚刚在五月份取得了大选胜利的的日本政党势力制造了最大的麻烦。日本一旦决定北进，很可能利用中国的内争发动对东北的战争，那时候，在我南边的吴佩孚能够顾及民族大义，不从我背后统一刀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一旦爆发战争，我也不会输，相反取得西方的支持下，我有信心击败日本的挑衅，但是，那将会是一场残酷异常的长期战争。如果能够通过短期战争达到目的，我就不会愚蠢的选择另一场让以万计的人丧生的战争。而我就有这样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出牌，这是我的性格。因此，除非我已经决定了对日本战争的时间，否则，我就要让他按下心来，如此我也才能安下心来。对于英美的要求，我打了一些官腔，只是比表示不会坐视徐海的非法自治行为。对于吴佩孚，我向他保证军火的供给，但是倘若徐树诤加入战争导致不利局面的话，我就会出兵。皖系和日本显然也看到了我态度的软化，于是他们就试探着以甘肃为代价，希望我能够支持徐海地区的自治。但是要我公开支持自治，那是不可能的，我想他们表示，立宪自治是不行的，当然善后的具体方法还是可以谈的。双方的要求都有不小的距离，直系希望徐海自治取消，该地重新归入江苏，军力强大的吴佩孚甚至希望藉此机会吞并安徽，将直系连为一体，实现称霸中原的夙愿。如此一来，此次的北京会谈注定毫无结果，双方从一开始就在通过各种手段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直皖双方壁垒分明，因为谁都明白，这个时候，倘若自己所在的派系输掉战争，那么祸端落到自己的头上的日子就不满了。在山西，阎锡山态度暧昧，我看他最多答应牵制吴佩孚的军队，徐树铮在北线布置了四个师，邯郸、大名铁路沿线各布置了一个师，实际上也只能是牵制，皖系北线能够参战的只有鲁军，其现在能够动员的最大兵力为万人。而吴佩孚在北线有6个师，总兵力9万余人，除去豫西防卫山西的一个师，豫北防卫直隶的两个师，他能够动用的有三个师万人，因此北线吴处于不利地位，但是在南线湖北，吴佩孚有4个师，虽然还有一些缺编，但是总兵力仍然达到了4万人，加上孙传芳的两个师，总兵力达到了万人，此外江西的军队也可能参战。在安徽方面，皖西南只有两个师万人，可以立即增援的是合肥的一个师。因此短期内，吴军在南线将会占据绝对优势。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向吴佩孚空运了24门大炮，一个师的当年德国赠送的装备，李纯也通过海路和空中运输获得18门大炮，一个师的日械装备、一个师的旧德式装备，其他的还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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