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只是将擦拭干净的杯子整齐地放回架子，都能给我带来一丝微小却真实的成就感。这感觉，与在“金殿”地下室那种麻木、屈辱、见不得光的工作体验，天差地别。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平静与逐渐适应，无法掩盖心底日益沉重的负罪感。每天看着苏晴在店里忙碌的身影，看着她对待客人、对待咖啡、甚至对待我这个“新员工”时那种专注而认真的态度，我就无法不想起“林涛”留给她的那一地狼藉——那些我失踪后必然留下的债务烂摊子，那些需要她独自面对的法律程序、催收压力，以及“丈夫失踪”这个事实本身所带来的情感创伤和实际生活的艰难。我像一个卑劣的旁观者，甚至可以说是“共犯”，一边享用着以全新身份获取的、相对安宁的现在，一边深知过去的自己给眼前这个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和困扰。这种认知，像一把钝刀子，日夜不停地、缓慢地切割着我的良心。
这天晚上，轮到我和苏晴值晚班。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起初是淅淅沥沥，后来渐渐变得绵密，雨点敲打着咖啡馆的玻璃窗，发出单调而持续的声响。店内最后一位客人也在半小时前离开了，我们将“营业中”的牌子翻到“打烊”，锁好门，开始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
我负责清点今日的营收，将零散的纸币和硬币分类、清点、记录，再放入专用的布袋里。苏晴则在后面小仓库里整理新到的一批咖啡豆。雨声让空旷的咖啡馆显得格外寂静，只有我数钱的沙沙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苏晴挪动麻袋的窸窣声。
钱数到一半，我的动作忽然顿住了。
耳朵捕捉到了一种极其细微的、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从那扇虚掩着的仓库门后传来。
不是挪动重物的声音。
是……啜泣。
极其压抑的，仿佛用尽全力才堵在喉咙里的，混合着鼻塞的、沉闷的抽泣声。
我的心脏猛地一沉，手指下意识地捏紧了手里一张纸币的边缘，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我放下手里的东西，几乎是无意识地，放轻脚步，慢慢朝着仓库的方向挪去。
仓库的门没有关严，留着一道缝隙。里面只开了一盏昏暗的节能灯。透过门缝，我看到苏晴蹲在几个堆迭起来的、印着产地产区标签的咖啡麻袋旁。她背对着门，身体微微蜷缩，肩膀在不受控制地、轻微地颤抖着。她手里紧紧握着手机，屏幕亮着，光线映亮了她低垂的侧脸和下巴。
屏幕上，是一张放大的照片。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男孩，穿着可爱的卡通睡衣，在床上睡得正香，脸蛋红扑扑的，长睫毛像两把小扇子。是我和她……不，是和“林涛”与她，曾经的孩子。离婚时，孩子抚养权判给了她。
苏晴的视线死死地锁在屏幕上，泪水正大颗大颗地、无声地顺着她的脸颊滚落，在下巴处汇聚，然后滴答、滴答，砸在她系在身前的、米白色的棉布围裙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她的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围裙的一角，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没有发出大的声响，但那无声的、肩膀的颤抖和滚落的泪珠，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般的心碎。
我站在门外，感觉喉咙像被什么粗糙的东西死死堵住，呼吸变得困难。那一周以来积压的、沉甸甸的负罪感，此刻如同发酵的咖啡渣，混合着酸楚、愧疚和无力回天的绝望，汹涌地堵到了嗓子眼，噎得我生疼。我想转身离开，给她留一点私人空间，但双脚却像钉在了原地。
最终，我还是极其缓慢地、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地，推开了那扇虚掩的门，走了进去。
仓库里弥漫着浓郁的、未经烘焙的咖啡豆的生涩香气，混杂着麻袋的粗粝味道。我的脚步声很轻，但苏晴还是察觉到了。她猛地一颤，像是受惊的动物，迅速抬手，用围裙的袖子胡乱地在脸上抹了一把，试图擦去泪水，但眼眶和鼻尖的红肿却无法掩饰。她没有立刻回头，只是背对着我，肩膀依旧在细微地抖动。
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涩得发不出任何有意义的音节。沉默了几秒，我才听到自己干巴巴的、几乎不像自己的声音，在狭小安静的仓库里响起：
“……怎么了？”
苏晴没有立刻回答。她依旧低着头，看着手机屏幕上孩子熟睡的容颜，手指无意识地、一遍遍抚过屏幕，仿佛能透过冰凉的玻璃触碰到孩子柔软的脸颊。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沙哑，颤抖，像是从破碎的瓦砾中艰难挤出来的：
“他们……今天去了警局。”她顿了顿，吸了吸鼻子，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却徒劳无功，“说我前夫……林涛，他……他欠了很多钱，失踪了……现在那些人，找不到他，就……就找到我这里来了……”
她的话断断续续，逻辑并不十分清晰，但每个字都像带着倒钩的冰锥，狠狠扎进我的耳膜，刺穿我的心脏。
“他们”指的是谁？债主？催收公司？还是法院的人？他们去了警局……是报案？还是施加压力？他们找到苏晴这里……会对她说什么？做什么？威胁？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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